回国之后短暂过访学校，恰好碰上章草会的一次会议，承蒙沈淑珍等老师的抬爱，召我过去与章草会的诸位以座谈会的形式做了一个短暂的交流，后来又逢张利平老师的大示，让我谈谈参加这个座谈会的感想，于是有了这样一篇小文。
对我而言此次座谈会最遗憾之处，在于马特同学未能到会，方雪冰同学到会较晚而错过了大部分讨论，会后我又没有时间和诸位继续交流，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没有让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发挥最大效用。
对于我而言，这样一次机会与其说是座谈，更多的还是像于先生所说的那样，是一次实践教学的公开课。惭愧的是，在这样一堂公开课上，我并没有更多的可供分享的信息，却一直从参与到这个事情的诸位身上吸收养分。从我过去的经验来说，一次座谈会并不能解决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事实上座谈会这种非规则性议事更大的意义恐怕在于提供一个信息交换平台，而不是解决什么行动上的方法。但是我希望在今后的正式会议上能以符合规则的形式，通过“动议-讨论-表决”的程序解决具体的“怎么做”的问题。
对于我而言，这次座谈会印证了我之前的一些猜测。我们眼下面临的并不是一个道德困境，而是许许多多的技术瓶颈。我们并不知道如何有效地沟通信息，如何建设信息渠道，如何发挥信息平台的作用。我们也不知道如何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性手段——譬如听起来似乎不怎么光彩却也并不邪恶的政治炒作和政治推手——应对我们当中普遍弥漫着的政治冷漠。我们甚至还不知道一个理想状态下的学生会应该是什么、应该如何组织、如何动员、如何调配资源。这一系列的困境恰恰是我们更广泛的社会现实的写照，即我们作为法律与行政学院的师生，这些本来应该是我们的专业知识能够解决的问题，我们却在这样的问题面前如此地茫然无助、不知所措。——从这个角度说，当学院因为我们同学卓越的记忆力和研究生考试非正常地扩招而涌现的一大批继续深造的学生而欢呼时，当学院因为我们同学优秀的家庭背景和社会活动能力而进入到各种公职部门而雀跃时，恐怕更应该为二十年后的情况捏一把冷汗。学校作为教育机构是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的，这种社会责任我想并不由眼下的升学率或者公务员考试通过率来实现，相反它体现在我们专业知识和职业操守如何切实地改变了我们自己的生活，使之朝着文明的发展方向前进。如果我们的教育仅仅满足于培养出一个又一个精于盘算、通于世故，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工具理性者，我们的教育实际上已经一败涂地了。
单就章草会的工作而言，我预感接下来可能会发生几个情况，这些情况的发生，多半是因为我们缺少技术手段而继续走在老路上，采用一些未经过深思熟虑的轻率办法而引出更多的障碍，而未必是某个具体的人的道德水准。具体而言我们或者可能没有考虑到我们所面对的章程在细节上的微妙权衡，通过增删而打破了它的制衡；我们或者拿出了一份真正“一字千金”的章程，却根本不知道如何调动学院的同学使之合法地通过这一份章程；我们甚至最后以各种方式通过了这样一份看上去很美的章程，却在今后的实践中将之束之高阁、敬而远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意义在哪里呢？对于一份学生会章程而言，它最现实的意义未必在于能够实现什么事情，而在于当我们的具体行动违规时大家有机会按照规定讨个说法。我们之所以要争取从三月开始一系列的学生工作调整的实现，不仅仅在于我们自己能够在调整完成后立即收获什么，更在于在参与这一系列的调整当中我们实际上是在通过实践训练自己的专业技能——这种实践中的学习恐怕才是更可贵的。这种经验本身是一个不错的GPA成绩，若干奖状证书，一个仅仅在国内听起来还像那么回事的研究生学位都无法取代的，倘若脱离了这样的经验，成绩、奖状、学位恐怕只是招摇撞骗的老虎皮，作为法律与行政学院的学生我们最终没有学到我们应当掌握的知识。
我知道从老师到学生，很多人都对这一系列工作调整的最终去向或曰结果不抱很大的希望，可能相当一部分人都觉得不管怎么“折腾”，最后还是不会有什么改变。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在我读大一的时候和几个同学一起组织了学院第一个读书小组，那是在大一第二学期大概四月份的时候，我们有大概四五个人，每个周末跑到学二饭堂去聊一点不着边际的闲话，有时候是康德、有时候是诺齐克。在这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外人或者老师告诉我们：“你们应该怎么做。”而同学们的反映则是可以理解的冷漠甚至刻薄，有的人当面不说什么，背后里则什么样的话都说出来了；有的人更恶劣，跑到我们面前说些阴阳怪调、冷嘲热讽的话。我们自己则是单纯地觉得学院缺少一个学术氛围，思想上的孤独和寒冷让我们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因为缺乏相关的经验，以至于这个读书会在艰难维持几个月之后就不欢而散了。但是事情并没有这样结束，沈友军先生和林猛先生后来几次短暂执教分校期间各自都主持了至少一个读书小组，后来法学社和政治学会先后成立，把读书会通过社团活动的形式正式固定下来，但是这之后还有一些波折，譬如法学社就曾一度取消读书小组。可是无论如何，总有这么几个人在坚持不懈地做这个事情，以至于等到我今年回到学院，和一部分正在读大一的同学进行简单的交流的时候，这些同学告诉我，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未曾参加过读书会。
在我读书的时候法律与行政学院算不上学风最好的学院——在我心目中当时学风最好的学院是国金——更谈不上什么学术。六年过去，我想现在已经不会再有人置疑法律与行政学院作为珠海分校学风翘楚的地位了——除非他有异于常人的无知或勇气。在我读书的时候，如果有人胆敢在课堂上说一个大家没听过的名字——譬如哈耶克（事实上，我至今不能理解何以同在一个学院里读书有人读了这几年书连哈耶克的名字都没听说过）——不知道要招徕多少嘲笑。倘若有人胆敢公开引用某本大家不熟悉的经典著作，这个人简直是不可理喻的野蛮人。在我读书的时候，“读书”是需要勇气的。我想这样听起来犹如某个拙劣小说家杜撰的故事一般的情境不会发生在今天的法律与行政学院。这六年当中的变化并不是从天而降，而是有赖于先生等一拨又一拨知名或者不知名——而且后者居多，譬如有谁知道彭康？这个熟读民国诸子、能背诵《论美国的民主》的03级兄弟。或者谁知道王江西？这个法学社的前身读书小组的主持者、高中时候就看阿赫玛托娃的04级兄弟——的师生们的不懈努力。
“我们”——这当中有“你们”所知道的和不知道的——用了六年时间改造这一个学院的学风，让它至少看起来像一个大学而不是一个职前培训机构，我们——这当中包括了你，和你，还有你，以及无数的你不知道也无从知道的后来人——可能还要用一个、两个、三个甚至更多六年来改造这样一个学院的公共生活，让它至少看起来对得起“法律与行政”这块招牌。我们一定会成功，因为这正是我们这个社会得以进步的可能所在。我们眼下的事情一定要做成，因为它在为我们后来的事业铺下第一块砖。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章草会的非正式座谈会，也不仅仅是一个前途未卜的学生会章程，甚至不仅仅是一次旷日持久让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切实感觉到疲倦的学生工作调整。我们面对的是我们现在根本无法看到的更宏大的社会变革，这样一个座谈会，只是南美洲蝴蝶扇动的一下翅膀。在法律与行政学院的课堂上我学到了两句受益终身的话，分享给大家：“脚踏实地，做不可能之事。”从而“行动改变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