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九
时间：2005年9月24日晚6：30——8：30
论题：大学技校化批判——兼论中国文化基因的缺陷
主讲人：沈友军
主持人：易淼
参加人：于风政教授、叶海波、何志辉、傅卞强、曾维和、刘世强、杨大军、郑明哲、陈先兵、卢静等法律与行政学院老师。
主讲人认为，蔡元培先生对大学理念的认识并没有过时，大学应当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但是，当代中国，有许多“大学”片面地追求“应用性”或“赚钱性”，变得与其说是大学，不如说是职业学院或技校了。职业学院其实也不是不好，只是不应该挂“大学”之名；挂了大学之名的就应当以研究高深学问为主要职责；名实要相符。
主讲人认为，片面地、庸俗地讲究“应用性”或“实用性”，忽视高深学问的研究，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基因缺陷。中国几乎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诸子百家中，除老子、庄子之外，一般都十分强调应用性，以得到国君赏识和重用为最高追求。此后的中国读书人，甚至明确地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比较缺乏追求知识或真理的精神，缺乏为知识而知识、为真理而真理的精神。
西方文化之源头就很不同，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就以知识或真理本身为最高追求，并不片面地讲究应用性，他们自身也不是那么功利或世俗地追求掌权者的赏识或重用。他们为西方世界开创了理性主义的传统，从而能够开出灿烂的科学之花，最终使西方人深入地认识了客观世界的规律，并因此大大提高了他们对客观世界的解释和预测能力，最终提高了他们控制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因此最有大用。
西方为什么先进，中国为什么落后挨打，中国要怎样才能赶超西方？近代中国人的认识经过了几个阶段。先是在器物层面找原因，认为西方船坚炮利是其力量强大之原因，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表明这种认识是肤浅的。然后在制度上寻找原因，开始戊戌变法，但是变法被扼杀。再后来是五四时期的人们认识到，民主制度（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才能救中国，这时开始认识到科学的重要性。邓小平则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
主讲人的看法是，中国人的认识必须还要再进一步，认识到：要有灿烂的科学之花，要收获科学之果实，就必须大力培养科学之精神，培养为知识而知识，为真理而真理的精神。当前中国大学技校化，表明中国人只想利用现成的科学成果，满足狭隘的功利目的，而缺乏研究高深学问之精神。
“高深学问”就是科学知识。科学是“以范畴、定理、定律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多种现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它不是对现象的简单的描述，而是对隐藏于现象之后的本质性联系或原因的说明。本质性联系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无法被感觉器官感知，所以，感性认识无法达到本质，需要理性认识。科学家通过大胆假设或猜想来认识本质，如牛顿或胡克猜想万有引力那样。猜想之后，又从本质的猜想出发，演绎出可被经验检验的命题，接受观察的检验。未被证伪的猜想被称为理论或假说，它能使我们作出成功的预言，并因而能控制事件未来的进程，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科学成果因此具有最广泛的用途。没有认识到万有引力定律，也就不可能发射神舟6号上天。
在讨论中，于风政教授指出，在大学理念中，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减少行政干预，即所谓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尤为重要的。
附：
我们可以将大学这种组织与其他组织进行比较，在比较中看大学的独特社会职能。首先将大学与社会中的其他组织（政府、企业、其他行业协会等第三部门）比较，大学传授和创造知识与技术，它们应用之。其次，与技校、职业培训班、考前培训班等教育组织比：①“学”与“术”所占比重不同，大学重学，技校重术；②大学也传授“术”，但是所教之“术”一般来说更加高级，更加难，例如大学可能传授和研讨制造核武器的技术。最后，与中小学比：①所探讨的知识的难易程度与深度不同；②专门化程度不同，大学进行专业细分；③中小学探讨的知识一般是人类已知的，大学除了探讨人类已知的专业知识之外，还探讨较多的未知领域。从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社会中的组织，探讨高深学问的重任主要由大学承担。大学如果忘掉了这一点，该社会就再没有机构能够挑起这副重担了，必将成为一个残缺的、肤浅的、缺乏力量的社会。
当代中国大学存在的突出问题，除了缺乏相对于教育行政部门或政治权力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之外，还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大学过分注重“应用性”——实际上是“赚钱性”，而忽视高深学理的探讨。简单地说，中国大学越来越像职业学校、技术学院或技校。大学屈从于“市场”，屈从于中国人几千年来养成的带有一定狭隘性、庸俗性的功利主义学习文化。
甚至是中国的名牌大学也越来越强调“应用性”或“赚钱性”，最近发生的复旦大学千万美元捐款易主风波就是一个例子。马来西亚富商愿意捐款1000万美元建哲学系大楼，复旦大学校方与捐款人商量后，使其将捐赠转给法学院，建法学大楼。不久，对方追加捐款到2000万美元。大楼建成后将归法学院使用，剩下的钱校将统筹管理。
台湾大学的老校长傅斯年说：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培养的是独立研究独立思考的领袖人才。大陆的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很像是在开店开公司；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则把自己看作是学术殿堂。当大学校园变得像个市场商场的时候，你还指望能熏陶出什么优雅之士？听上海的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的谈话，永远都只围绕着“个人“问题，出国啦，读学位啦，学英语啦，学电脑啦，工作啦......知识分子读书只不过是为了赚钱、结婚、传宗接代而已。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说：受目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急功近利”思潮和行为的影响，现在的大学教育中在相当程度上存在“重术轻道”的倾向。这里的“道”，指的是理论、理性，是观察、思维、想象和判断能力的综合，指向学生的人格、理想、信念、视野和胸怀。“术”，是指具体的操作性知识。
很多大学生将少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对付专业课，而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获取各种证书，“考证“已成为部分大学生校园生活的主题，大学教育有沦为“考证教育“的趋势。实际上，“考证热“在提高大学生职业技能的同时，也必然使一些大学生急功近利，忽视甚至荒废了基础知识的学习和积累。中国大学忘记了蔡元培先生的话：“大学并不是贩卖证书的机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