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些老师和同事见到我很尴尬，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个难题：不知道如何称呼我了。他们过去叫我“于校长”，我一不小心把副校长的“位子”弄丢了。改叫“于书记”？太拗口，再说，说不定哪天这副书记的位子也要丢；“于院长”？官位太小了，据说也快要辞掉了；“于老师”？毕竟现在还是个官呀！中国有一日为官、终身有品的传统，于是，有些同志还是叫我“于校长”，害我不停地解释：“现在不是了”，“现在不是了”。
从2002级同学入校起，我每年都对新生重复那几条要求 “见了老师要问好；称老师，不称职务与职称…..”我说，大学里只有两种人：老师和学生。校长是老师，打饭的阿姨、扫地的工人也是老师，称老师不称官衔和职称是北师大的好传统……称职务，官不当了怎么办？称职称，叫“王教授”可以，能叫王副教授、王讲师、王助研？
称呼反映一种文化。中国是个极端官本位的社会。几千年来，都是官最大最威风，他人都是小民。官这样看，民也这样看；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最好处处让人知道自己是个官；民觉得官们不是了不起，就是惹不起，大官小官都管得着自己。因此，官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官声”一片。见官不称官位、官衔，官们觉得别人大不敬，民也觉得自己不敬官，都是麻烦。
新中国实行公有制，一切资源都是政府和官们管着，官本位当然也就发展到了极端。官本位无处不入，连学校也不例外。计划体制下，学校的一切资源都由行政控制，官位必然多起来，官风自然盛起来。这人与人之间的称呼，自然也是“官声”一片了。本来，学校里“老师”是最亲切的称呼，“先生”是最高的尊称，尔今，“张校长”、“王书记”、“孙处长”、“李科长”的官衔似乎比教授、副教授的名头大多了，比“老师”“先生”响多了。开会排座次，官再小也在中间，教授再大也要靠边；重大活动介绍来宾，官再小也在前边，教授再大也在后边。
这种做法的实质是：权力排在前面，学问排在后边；服务人员排在前面，教学科研人员排在后面，这还是学校吗？还是大学吗？大学不应当是官本位，而应当是“学本位”；大学不是官场，而是学场，学问、学术、学生不占中心地位的学校，教师不会扎根，学生不会热爱，肯定没有什么前途。
尽管我几年来的呼吁不为许多同志接受，我还是要再呼吁：在我们珠海分校，请不要称呼官衔而称呼“老师”吧！通过这个称谓，让校园里的每个“官”都记住自己首先是个教师；让每个老师和同学都记住学校里本来没有官，所谓“官”，不过是一个在一定时期内承担行政工作的教师，如此而已。（于风政，2008年10月6日）
